“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以及逐渐升温，乃至成为1999年经济界、教育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社会现象。
1999年8月中旬，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一些教育、经济、文化、金融界的委员和专家开了一场“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专题研讨会”
1999年9月，全国高校新一轮大规模扩招揭开了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序慕，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1999年夏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是明确地提出和规划了未来我国教育产业化的蓝图“尽快改变我国现有的不合理教育结构…扩大内需、低成本、高效率地扩大办学规模,使我国6万亿元居民储蓄中10％的教育投资得以实现”
直到1999年全教会前后，教育产业化的呼声日渐高涨：要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要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看待。
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了十几年教育体制改革之后的又一战略部署,即教育产业化。
三是1999年6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的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的教育成本压力雪上加霜。
1998到1999年间，外贸不力内需不振，这被认为是倡导“教育产业化”外在因素。
1999年,我国明确了学校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1999年我国又明确了学校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学校教育的产业化进入高速的发展时期。
三是1999年以后的教育产业化又让农村的教育成本雪上加霜。
尤其在1999年秋季大张旗鼓推行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被否定得相当彻底,高中、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1999年，俞敏洪及其团队成立了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向教育产业化方向迈进，时年37岁的俞敏洪任公司董事长。
1999年，新华日报》对我和金山桥教育集团进行了一次报道，文中公开把教育和产业联系在了一起，并“高抬”我为“教育产业化的先行者”
1999年，伴随着高校扩招，高校后勤改革迈出了步伐，使作为教育产业化链条上重要一环的房地产开发成为房地产企业及社会各界的投资热点，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与高校联合投资建设学生公寓。
1999年，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初露端倪，北京的50多所高校却受到场地、设施严重不足的“煎熬”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加快了我国教育产业化进程。
2006年“两会”关于“上学贵”学校乱收费”教育产业化是否合理”的争论此起彼伏。
2005年全社会对教育乱收费的批评达到高潮，教育产业化”趋势正在扭转。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认为，2005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转折之年。
从2005年初开始，教育界论争不断，关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2005年6月2日，张保庆答网友问，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2005年12月25日，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2006年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教育公益性，不搞“教育产业化”
2004年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多次谈话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但也有专家认为教育产业化与民办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应当有所区分，在公办教育中必须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而在民办教育中，教育产业化应是一个可以讨论和试点的问题。
最近在上海举行的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就提到，新加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其成为整个区域枢纽的一项战略，通过吸引外籍学生到新加坡读书来增加国家收入，就像旅游业一样。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产业化”伪问题就冒了出来，结果，发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们展开了谆谆教诲，一致反对把大学搞成商业机构。
2004年，是教育部全力抗拒“教育产业化”概念的一年。
2004年，人们开始反思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提法和做法。
从2004年1月，教育部领导在不同场合对“教育产业化”予以否定后，各类批评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实际上，自2004年1月教育部领导在不同场合对“教育产业化”予以否定后，各类批评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正如前述，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79%，距离4%这个规定目标尚有很大距离，与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宏伟目标极不相称；而要从根源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则是根本性措施之一。
纪宝成说，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79%，距离4%这个规定目标尚有很大距离，与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宏伟目标极不相称；而要从根源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则是根本性措施之一。
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引发了社会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2005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调查报告引起了社会对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争议。
2004年1月15日,刘海明发表《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怪胎”没有多少的响应,因为其对该议题还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2004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海外媒体提出的所谓“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更是明确澄清了“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2004年,教育部领导人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这就是2004年1月6日上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专门进行澄清的原因所在。
2004年,教育部的数位高官连续表态,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
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公开批评教育产业化的提法,这是我国教育最高权威部门第一次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公开表态。
2004年北京和西安个别高校出现与招生挂钩的收费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新学期刚开始时,有的领导抨击“教育产业化”的有关讲话,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自2003年9月1日起，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教育产业化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200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把合肥市建设成“国内外重要的制造加工基地、国内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基地、重要的旅游、文化和教育产业化基地和全省城郊型农业示范基地”的“四大基地”建设目标。
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十四期张杰《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与实际》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教育产业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有一点共识，即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属性，有按照产业机制运作的基础。
摘自《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十六期李联明《论高校管理体制中的科层制管理》在教育产业化这个问题上有如下一些重要的原则界限，必须澄清，否则对教育的属性就难以给予完整的界定。
摘自《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三十期张曙光《必须推进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推进研究性学习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六方面：第一，专业教学内容源自职业实践，与研究性学习强调学习内容的实践性相吻合。
2002年,合肥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四大基地建设规划,即把合肥市建设成为国内外重要的制造加工基地、国内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基地、国内重要的旅游、文化和教育产业化基地和全省城郊型农业示范基地。
2002年在泰国召开的教育国际会议就有不少代表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议题,但会议最终拒绝接受这一提法,并表示了对此的担忧。
2002年初夏，在成都举行的一个教育产业化论坛上，庞文健结识了携“肤摩尔”项目寻国内合作者的南非爱国侨领、乔治高科董事长陈裔桥先生。
2001年底我 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近8万亿元，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为高 等教育产业化提供了物质前提。
2001年7月29日在泰国宗滴恩结束的全球教师会议上,1300多名与会代表对教育产业化和私有化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随着2001年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市场的敞开,现代大学呈现出市场化商业运作的态势,甚至有人撰文以企业管理的理论探讨教育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与前景。
2001年，西安教育面对新世纪西部大开发，西安大发展的挑战，市教委将进一步树立教育当有为的意识，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教育产业化建设、民办高校加入正规军，大学合并等步伐，全面推行教职工聘任制，使西安教育在新世纪中能有大发展。
2000年，俞敏洪及领导团队成立了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向教育产业化运作迈开了一大步。
2000年以来，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实行了大范围的合并重组，提出了发展教育产业化的目标。
2000年以来，全 国普通高等院校实行了大范围的合并重组，提出了发展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发 生在教育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势必对校园环境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2000年,俞敏洪领导团队成立了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向教育产业化运作又迈了一大步。
2000年采访全国“两会”时,在教育组的小组讨论中,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黄因慧委员在发言中谈了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一些建议,虽然发言不长,但观点新颖。
这样一个国家教育投资预算以外的庞大的自学群体 在自觉地滚动学习的过程中 不仅没有花费国家任何的教育费用 而且还因为学习的实践活动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税收收入 例如我国2000年度证券市场的印花税收入高达478亿元 因此政府在做出新金融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时 已经在“收钱办教育”这种模式比之教育产业化更胜一筹。
2000年8月,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等大学城争先恐后拔地而起,在中国教育产业化的航程上激起拍岸惊涛。
特别是2000年左右提出教育产业化问题带来极大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2000年，通州区在教育上启动了教育体制、人事制度、办学体制、考试制度、教学、教育综合六项改革，突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现代化，积极探索和实施教育产业化，启动社区教育四项重点。
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和教育产业化后，这种政体下的社会经济结构无法创造出足够的体面岗位可供大学生群体选择（这是必然的）事实上只能将科举式的向上流动的竞争延后到以后的考研、考博（这非常不利于平民阶层和弱势群体）
始料不及的是当1999年教育产业化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一些部门、地方政府、学校却将这一政策当作赚钱的绝好机会，纷纷将其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产业化的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
1999年，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会席卷全国，而在此后几年中，教育应不应该产业化”成为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第二次会议还原则通过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上海市还把落实科教兴市战略列为1999年六大工作重点之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科教兴国”的战略，对发展教育抱有极大的期望，教育有市场，市场需要教育，教育产业化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1999年，教育界三件大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台、高教制度改革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带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三大态势：教育产业化来势迅猛，高等教育和民办学校快速发展。
“创建名牌学院”是我们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争生存、求发展的具体对策，不这样做，我们就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其实这种危险已经在1999年的招生中显露出来了。
https://news.ifeng.com/special/gaokao/30year/200705/0522_1193_1223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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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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